随着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发展，外部崛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。

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，已经成功地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，转型为资本过剩的国家。近年来，中国“走出去”的资本已经超越所吸引的资本。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企业在全球的扩张，资本“走出去”的速度会呈现增长的趋势。资本的“走出去”是中国外部崛起的经济基础。这个趋势不可阻挡。从现有的内外部条件来看，闭关守国几乎已经不可能。政府所能做的，就是辅助资本更有效、更和平地“走出去”，而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。

近年来内部经济增长减速，也是资本“走出去”的重要因素。中国的资本要“走出去”，但必须避免老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方法；中国必须寻求自己“走出去”的方式。对中国来说，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资本的“走出去”，来推动资本接受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中国资本“走出去”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，而是具有资本接受国的客观需要。以“一带一路”为例，沿岸沿线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，甚至是贫穷的国家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，这些国家急需发展，摆脱贫穷状态。在所有大国中，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，帮助它们发展。

中国是资本过剩国家

对中国来说，这些方面都存在着西方所不能比的优势。就能力而言，如上所说，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，并且中国在很多方面产能过剩，也拥有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。无论是过剩的资本还是产能，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能力，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“走出去”是一个和资本接受国互惠的过程，是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。
缺乏“走出去”的经验

在国内，中国资本“走出去”遭到了质疑是因为“走出去”遇到很多困难。这些困难无非包括如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既得利益的阻碍。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，西方利益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。中国资本要“走出去”，势必构成和西方既得利益的竞争，遭到他们的抵制很容易理解。

第二，受制于西方压力的一些国家。尽管这些国家有需要和中国合作，也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巨大的利益，但来自西方的压力，使得它们不敢公开出来支持中国。

第三，对中国崛起仍然抱有不确定的国家，对中国持犹豫不决的态度。

第四，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力量。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大多欢迎中国的资本。不过，很多国家都拥有反对党或者反对派力量（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），其中也不乏受西方或者其他大国政治影响的政治势力。在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过程中，这些反对力量都会拿中国说事，夸大来自中国的“威胁”。不过，一旦执政，这些力量也势必调整其政治话语。很现实的是，如果需要发展，外来资本是必需的。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，中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资本提供国。

第五，中国本身缺乏“走出去”的经验。中国“走出去”开始不久，较之西方国家，缺少有效的经验。这些不足很明显体现在例如上面所说的雇工、环保等问题上。同时，这和中国“走出去”的规模也有关系。中国所承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，尽管对中国来说是经济项目，但对很多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战略性，它们需要评估这些项目对它们的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。

实际上，西方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经验，成功的文化推广发生在个体层面，而失败在政府层面。例如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，随着西方个体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，而政府组织的推广，只要看看今天中东的局面就知道如何失败的了。中国必须避免西方失败的道路，而从西方成功的方面学到经验。

中国的“走出去”的确具有很大的风险。不过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和控制风险，而已经不是要不要“走出去”。说到底，所有大国的大国地位都是斗争出来的，并非从天上掉下来。成功的例子有大英帝国和美国，而德国和日本则是失败的例子。这些国家都是通过斗争而成为大国的，但成功还是失败则取决于斗争的方法和方式的不同。在明朝，航海时代刚刚开始，中国有个大好的崛起机会，但放弃了。之后实行封闭政策，最终失去了海洋时代，演变成封闭的陆地国家。失去了这个机会之后，中国便衰落和积弱，受到了惩罚，而且是严重的惩罚，即被西方列强所征服。今天中国再次面临崛起的机会，尽管有困难和风险，但中国别无他路。选择只有一个，即在困难和风险中继续崛起。

（作者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 郑永年）